专栏:浙江人在深圳

来源: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  作者:周凯莉 2014-05-09 09:40    浙江人  深圳

当一个人来到某一个城市时,常常会用一个词语来描绘它。比如我的大姑对深圳的第一印象是:蛮荒。这一个形容词在浙商眼里并非贬义,而是意味着原始的生机勃勃的机遇,以及冥冥之中用来改写宿命的运气。

大姑在我的家乡是一个传奇,三十多岁的她带着老公、孩子,以及某乡镇服装厂给予的10万元初始资金,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一天来到了深圳。这个强悍的女人不负众望,在她手里,一家选址在深圳荒凉海边的小厂,迅速拿下了几大世界服装名牌的代工单,并成为当年标志着浙商在深圳飞黄腾达的样本之一。

深圳这座城似乎在一夜之间崛起,在追梦的人们眼里,它就像海市蜃楼一般虚幻而美丽,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,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,城市运行规则还未形成,财富的累积里不乏野蛮的血腥故事。彼时,贫穷的浙江人将触角伸向了这一方土地,将服装厂、绳带厂、制冷设备厂开遍了宝安、蛇口,就像石头缝里最顽强的野草,拼命地朝着财富的阳光生长。

我6岁时的生日礼物,是一条寄自深圳的裙子,红底碎花、用了最时兴的做工,缀上了小女孩对于“漂亮”的所有想象。而当时,那些比我大上10来岁,又未能顺利升学的浙江女孩,尤其是县城女孩,最好的出路之一就是到浙江人办的深圳服装厂里打工。关于漂亮的女孩们,还会有一些旖旎而残酷的故事发生。有一个喜欢穿红裙子的叫小燕的女孩,到大姑的厂里打工,认识了一个香港人并嫁给他,后来生了两个儿子。坊间传言,她其实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妻子,住在皇岗。再后来,听说她和这个香港人分手了,嫁给了另一个香港人。

若干年后,我从大学新闻系毕业,成为了一名特稿记者,我一度想写出这些女工的故事。炎热的北京夏天,我在后现代城的出租屋里,一边按着电视剧《外来妹》的快进键,一边试图想象着小燕和那个时代大姑工厂里女工们的生活。2009年的年末,我沿着来自都市报的一个故事线索,探访深圳的一处公墓,为了一些在90年代死去的女工们的故事。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买不起墓穴,骨灰盒只好寄在一个一个孔格的骨灰墙上,名匾上有照片,记录下她们永恒的最鲜妍的样貌。我用铅笔在采访本上重重地写下她们的名字,却仅能大略地推测出她们的过往:困于传销、因病而逝或者为情自戕……

对于女工的老板们来说,好时光同样是不长久的。从2002年起,大姑的工厂订单呈现U型下降曲线。最坏的时候,她还亲自拎着包,拿着白条,冲过深圳湾,去香港中环的写字楼要债。“对方跑了,户头冻结了,店铺全租出去了。”大姑笑笑。类似的事件开始多了起来,但若是跨境起诉,即便拿到款项,付完律师费,亦是所剩无几,信奉“出来混,亏多是福”的大姑选择了放弃。这句朴素的谚语,或是有效的。伴随着浙商来到深圳的,还有一些在家乡无所事事混江湖的人,俗称“破脚骨”。某一个冬天,一个常常来大姑办公室“借钱”的“破脚骨”心脏病发横尸街头,大姑默默地扔掉了厚厚的一叠欠条,几个浙江老乡出钱把他的骨灰送回了家。

滚滚向前的时代车流,给深圳的浙商们留下的可能性并不多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,在资本完成原始积累之后,便回到家乡,继续创业或者拿出一部分资金以炒房、做担保为生,若是经营不慎,如今亦可能卷入了浙商危机的泥泞之中。而大姑和她的朋友们,则选择定居深圳,在衰败的原产业里惨淡经营,和来自越南、柬埔寨的代工厂们抢一抢订单。不过,这一门生意并不好做,一个普通的缝纫工的月薪已经达到了5000多元,并且,相比于20年前勤勉的工人文化,如今的打工者更追求个人快乐的实现。

在深圳湾边上的茶室里,我跟一个温州的朋友聊起这些。他告诉我,浙商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将目光伸向了青海的金矿、甘肃的天然气以及其他。第一眼看上去蛮荒的地方才有机会,他摸了摸手上的佛珠说。是的,大姑曾这样形容过三十年前的深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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